智能写作-“抽象统治”的“算法治理”
编辑：pitaya02 日期：2020-09-14
和对于小冰的诗歌优劣的评判相比，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学批评变得紧迫：不在于讨论小冰的诗，而是通过小冰的诗，讨论其背后对“人”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治理方式。凯瑟琳·海勒问到，“如果我们的身体表面是信息流转的细胞膜，那么我们是谁？我们是对刺激做出反应的细胞吗？[17] 在从人类向后人类的转变中，凯瑟琳·海勒指出：“我参照自由人文主义传统来定义人类，而后人类而出现于当计算（Computation）取代占有性个人主义成为存在之根基，这一取代过程使得后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结合”。[18]
当计算成为存在的根基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算法（Algorithm）”的世界，现代性最新的迭代版本就是“算法治理”（Governing Algorithm）。塔勒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在《算法》一文中指出，对于算法而言，“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模型对数据和数据所代表的内容的理解，取决于模型的目标以及这一目标是如何被形式化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及其秉持的价值被转化为变量、步骤及指标。”[19] 塔勒顿·吉莱斯皮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总结说，“我们对算法政治的关注，延伸着对于泰勒主义和工业劳动自动化的担忧；对于精算会计、人口普查、人民和人口的定量知识的担忧；对于管理学和科层制支配的担忧。”[20] 保罗·托塔罗（Paolo Totaro）和多米尼克·尼诺（Domenico Ninno）两位作者则在《算法是理解现代理性的关键》（The Concept of Algorithm as an Interpretative Key of Modern Rationality）一文中指出，“一旦算法被应用于那些显然不是数字的对象，它们就具有了强烈的实际意义，从‘知识’的范畴入侵到‘行动’的范畴。因此，对当下的社会而言，数字化的函数的逻辑，不仅作为一种认知语言（例如数学）存在，而且发挥着实际的作用。大多数的制造业流程，对于‘市民’和‘消费者’的服务组织，以及控制我们日常生活的无数“点击”，都受到算法模型的影响。数字化的函数的逻辑常常不可见地进入了现实世界，并且牢牢地植入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意识之中。”[21] 火龙果智能写作
“算法治理”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抽象统治”的当代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谈到了“抽象统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2]贺来在《反思现实生活中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生长点》一文中，将这种“抽象统治”梳理为：“这种绝对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主要体现为‘资本的逻辑’以及由其支配的抽象观念，但这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表现形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它或者表现为‘资本’，或者表现为‘支配一切的行政权力’，或者表现为‘资本’与‘权力’的内 在结合，或者表现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形而上学’，或者表现为消费社会弥漫于整个人的生活的‘消费符号’……等等”。[23]“抽象统治”的诸种面向，在“算法治理”中得到了一次综合，“算法治理”作为结构性的中介，整合了“抽象统治”的诸种权力关系。上引的《算法是理解现代理性的关键》一文谈到：“数学函数将现代性最具代表性的宏观现象，即科层制、市场和科学，在同一逻辑下重新结合在一起，并在它们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不仅对于科层制的算法，同样对于市场、资本和科学而言，只要需要有效率的计算，递归函数就得以应用”。[24]
经由“算法”作为中介，“抽象统治”的诸种权力关系达致一种有机性地结合，而我们对于这一“系统”至今还缺乏有效的理论阐释。“算法治理”的起源，直接来自二战，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等人所提出的“控制论”成为这一治理模式的理论范式。“从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科学家开始组织起来，维纳也不例外。1940年，他被国防研究委员会任命为机械和电气计算工具领域研究的总顾问以及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统计研究小组运筹实验室的顾问”[25]。1940年开始，针对德国飞机对伦敦的空袭，维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防空火炮的自动控制上，“有两个重要问题摆在维纳面前：一是寻找某种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飞机未来的位置；二是要设计一个火炮自动控制装置，使得发现敌机、预测、瞄准和发射能连成一气，并协调地完成”。[26]防空火炮之所以要自动化，而不能再依赖训练有素的炮兵，在于二战时的战斗机的高度和速度已经超过人类的反应能力——只有机器能对抗机器。火龙果智能写作
和运筹学、博弈论等同一时期出现的理论一致，控制论也是源自战争，其直接目的是计算敌人的活动。[27]故而托马斯·瑞德在《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军队已经帮他（指维纳，笔者注）打磨了一件利器——控制论。”[28]维纳的《控制论》于1948年同时在英国与法国出版，“《控制论》的内容集中在防控问题以及人机交互、控制与反馈的讨论”[29]。维纳和冯·诺依曼、图灵、香农等人一起，在思想上奠定了今天的信息时代。我们熟知的“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即源自控制论，“‘人工智能’原本是作为‘机械大脑’和机械认知的‘控制论’而涌现的，是1955年，年轻的约翰·麦卡锡为了避免与维纳的纠缠、避免使用‘控制论’而想出的新词，进而有了1956年里程碑式的达特茅斯人工智能研讨会”[30]。
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在《敌人本体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视野》（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一文中指出，“但是维纳的电子操控并没有止于阻止纳粹的空袭。在标记敌军飞行员的行动并设计一台机器以预测其未来行动的过程中，维纳的雄心超越了飞行员，甚至超越了世界大战。逐步地，维纳把预测器看作是一个模型，不仅对于无法接近的轴心国飞行员，而且对于盟军的防空炮手都同样适用，并更广泛地涵盖人类自身的感觉和电-生理反馈系统。这个模型在二战后扩展成为一门新的科学“控制论”，这门科学包括意向性、学习和人类心灵中的许多其他方面。”[31]控制论在表层上，是以机器的逻辑对抗机器；在深层上，是以理解机器的方式理解人。控制论是一门维持稳定的理论，其理论重心是维护“系统”的稳定性。借用维纳自己的说法：“有机体乃是混乱、瓦解和死亡的对立面，就像消息是噪声的对立面一样”。[32]维纳区分了“熵”（标识系统的混乱程度，熵值越大系统越混乱）与“进步”，这里的“进步”意味着“稳定”：“某些有机体，例如人体，具有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组织水平的趋势，甚至常常有增加其组织水平的趋势，这在熵增加、混乱增加和分化减少的总流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区域。在趋于毁灭的世界中，生命就是此时此刻的一个孤岛。我们生命体抗拒毁灭和衰退这一总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33]在维纳的视野中，“熵”是“信息”的对立面，降低熵值，也就意味着尽可能保证信息不在噪声中丢失。在输入-输出过程中，控制论看重的是对于信息的反馈，而反馈来自人还是来自机器并无不同，维纳就是以这种“通信”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
本书的主题在于阐明我们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通信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阐明在这些消息和通信设备的未来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消息，势必要在社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当我给机器发出一道命令时，这情况和我给人发出一道命令的情况并无本质的不同。换言之，就我的意识范围而言，我所知道的只是发出的命令和送回的应答信号。对我个人说来，信号在其中介阶段是通过一部机器抑或是通过一个人，这桩事情是无关紧要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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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世界是一个自动化的世界，人是系统的一部分。维纳以机器，准确地说以对信息作出反馈的机器来理解人类：“我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信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当”。[35]而另一位控制论专家阿什比将控制论理解为一种“机器的理论”，他在《控制论导论》一书中以“黑箱”来概括有生命的物体，如同托马斯·瑞德对于阿什比理论的描述，“对于那些具有控制论思维的科学家们来说，黑箱里的东西：开关、真空管和线路，或者血液和灰质层，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输入和输出。以这种观点来看，人类身体本身即为人机交互的一个原型。人体本身就是一个黑箱”。[36]维纳盛赞阿什比的理论，认为阿什比的理论在对于生命体和机器之间的类比上，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37]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控制论的视野，这个“黑箱”是没有灵魂的，“按照我的意见，最好是避免使用诸如‘生命’、‘灵魂’、‘生命力’等等之类的一切自身尚待证明的代号，而在谈到机器的时候，仅仅指出：在总熵趋于增加的范围内，在代表减熵的局部区域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说机器不可以和人相似”。[38] 在这个意义上，“思维突然变成了可以借助工程学语言理解、描述和分析的某种东西，而控制论则提供了这种语言：输入和输出、负反馈、自调节、平衡、目标和目的。” [39]
肇始自二战军工学术复合体的控制论，以超意识形态的技术化理论面目出现，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改变的不是对于某类人的理解，而是对于人类整体的理解。控制论背后的治理结构，是“科层制-资本-技术”三位一体的抽象统治，控制论的人性论，既契合资本的人性论，也契合科层制的人性论——无论是“生产-消费”系统中的人，还是技术官僚体系中的人，都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抽象统治中，作为结构性的中介与表象，以客观、中立、先进的面目出现的技术，实际上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诚如丹·席勒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一书中谈到的，“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应该把技术放置于它所在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 [40]。有意味的是，倚重技术进行社会变革的国家，往往会拥抱控制论，与之相关联的是技术官僚、专家权力的强化。王洪喆在《中苏控制论革命与社会主义信息传播技术政治的转型》一文中梳理过，在苏联1954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的控制论词条，称“控制论为现代机械论的一种形式……鲜明地表现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几个基本特征——毫无人性，力图把劳动人民变成机械的附属品，变成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在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将控制论打造为替代党的权力的合法哲学，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科学界挣脱了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约束，导向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兴起”。[41]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当时的美苏两大阵营而言，“机器在社会中的角色问题是美国保守党和苏联共产党能够找到共同立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之一” 。[42]火龙果智能写作
控制论的治理术深刻地嵌入到二战之后全球性的政治道路之中。二战之后的政治格局往往被指认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组二元对立项彼此缠绕的另一组二元对立是“人/机器”。在对于二战的传统理解即“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这一框架中，缺乏对于二战所强化的机器——战争机器及其思维方式——的省思。二战作为控制论的起源，其一意味着控制论的理论起点是控制“敌人”，也即彼得·加里森所谈到的维纳是以“敌人”作为控制论的本体论；其二意味着“敌人”是“机器”，我们必须以对于机器的理解方式来理解敌人；其三意味着控制论的理论终点是“系统”的稳定，一个稳定反馈的自动系统是战胜“敌人”的保证，而在更大的意义上，“二战”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噪音。诚如上引的《敌人本体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视野》一文所概括的：“人-飞机-雷达-预测-炮兵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似乎人与机器可以彼此代替。对于防空作战人员来说，敌人确实像一个自动的反馈控制系统来行动。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技术上的奥秘在全球范围内被转化为理解人类行动的普遍哲学，人类进入新纪元。” [43]故而，控制论不仅意味着在防空系统中战胜德国人的飞机，更是寻求着保证治理系统的根本稳定。它以一种带着警惕的敌意眼光来监控系统中的要素，将价值理解为信息，将行动理解为反馈，将人理解为机器，将心灵理解为黑箱。如果缺乏批判性地应对，控制论所强化的“抽象统治”的最终目的，是人的抽象化。火龙果智能写作是全球第一款中英双语语法检查校对产品，运用火龙果智能写作技术进行错别字文本校对，除错别字校对以外，还可以对语法、标点等进行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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